之所以說他容易被遺忘，無非是來自其作品主題的緣故：在討論羅賽蒂(Dante Gabriel Charles Rossetti,1828-1882)引領的第二次拉斐爾前派風潮中，缺乏文學特質的Hunt與他們的腳步分道揚鑣；在伯恩瓊斯(Edward Burne-Jones,1833-1898)與莫利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攜手共創那線條優美、裝飾性十足，閃耀著新藝術(Art Nouveau)光彩的未來當中，我們看不見Hunt的身影。當藝術史依大敘述分門別類之際，Hunt是個矛盾的存在，他保留著拉斐爾前派最初的主張─回歸拉斐爾之前的文藝復興風格，但是，他們三人的分歧，又使他脫離第二代拉斐爾前派的路線，從而與往後、人們所熟知的拉斐爾前派的面貌相去甚遠。
在工業突飛、科學猛進的19世紀，西方人的心理與信仰受到強烈的考驗，除去檯面上進步主義的樂觀視角，暗處的人心時常蠢動於惶恐、放縱與懷疑。是的，懷疑。19世紀是革命的時代，從上個世紀末起，上帝與國王被啟蒙的力量所蠶食，這同時也意味著過往的秩序將不復存在，即便曾經君權神授的王室力挽狂瀾，最後仍不免一敗塗地。縱使是位於大陸之外，在政治上早一步撕去王者神話的英格蘭，都難逃在時代的波濤中一同動蕩。工業帶來了新的供需，新的供需帶來了社會結構的改變，社會結構的改變引起失業、貧富不均與娼妓問題，急遽毀壞了自文藝復興以來構築的道德根基，從而發展出無比偽善、墮落卻又衛道的價值觀。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致力發展宗教畫的Hunt確實是個特異的存在─這樣說並不是指當時的人多半是無神論者，雖然當時有人提出「我沒看過天使，所以我不畫天使」的論調（Gustave Courbet是也），但是，大部分的民眾仍然需要宗教的慰藉，要不然就不會有牛津運動的產生。只是，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末，由於專制政體下的各種箝制，宗教畫在西洋畫壇中已經是個老掉牙的母題，任何一位為人所知悉的畫家，或多或少都碰過宗教這個題材，其中有多少曠世之作自然不勝枚舉。於是，到了Hunt他們的年代，對一個致力施展長才的藝術家而言，繪製宗教畫實在是個令人窒礙難行、望之怯步的事情。然而，Hunt卻一反常態，以「創造感動當代人的宗教圖像」為已任，將畢生精力投注於此，他三度拜訪聖城耶路撒冷，以眼見為憑的科學觀察，將寫實風格帶入聖經文本，試著藉新的形象啟發觀者重新體悟聖經。審視其作，人們會有彷彿走入近東的臨場感─當然，以現今考古學的發達以及精良的電影製作技術觀之，恐怕難以體會其中的動人之處，但是，只要想想那是個連金字塔都尚在挖掘中的年代，再比較過往畫中人多穿著時裝或希臘羅馬衣著混搭的情形，就可以理解Hunt的作品在當時有多麼地震撼人心。
William Holman Hunt: The Light of World, 1851-1853, Oil on Canvas, 86.4×121.9 cm, The Warden and Fellows of Keble College, Oxford
不過，就個人而言，我覺得Hunt作品中令人動容之處，還是在於他特別的詮釋與想法。Hunt最著名的作品當推〈世界之光〉(The Light of World, 1851-1853)，許多書中只要提到Hunt就一定會提到這幅畫，羅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盛讚該作為「所有的思維、安排都深具獨創性，泰半的細節都經過簡樸的摹寫所焠煉」、「以技術的力量，在表現之意圖上最完美的範例，是世間尚未出現過的」。而另一幅時常在教科書中出現的即是〈替罪羊〉(Scapegoat, 1854-1855, c.1856)，這幅因為爭議、毀譽參半而聲名大噪的作品。個人認為─當然，這麼說有些事後諸葛亮的味道─這幅作品在意符的選擇上十分突出，也許當時的人由於對替罪羊這個習俗感到陌生而在感動程度上打了折扣，但是，從藝術家創作的過程上來說，Hunt能夠想到以奉獻替罪羊，及利用Usdum（死海南岸，由於熱氣，岩石表面皆覆蓋鹽層。因為氣候的緣故，岩山時常分裂，孤立於四周，有人便稱脫離出來的部份為Lot's wife）象徵人類的罪與基督的犧牲，在非基督教的我的眼中，那實在是個了不起的創意與巧思，即便它需要太多的解釋而顯得不夠簡潔，較之於象徵主義的作品又稍嫌淺薄，但是，它所蘊含的虔敬的確是強勁而深切的。
William Holman Hunt: Scapegoat, 1854-1855, c.1856, Oil on Canvas, 86.5×139.9 cm, National Museum Liverpool.
然而，在Hunt眾多宗教畫當中，我偏愛的並非他那幾幅著名的畫作，諸如上述的〈世界之光〉、〈替罪羊〉，或是也常在畫冊出現的〈死之影〉(Shadow of the Death, 1870-1873)、〈在聖殿尋得救世主〉(The Finding of the Saviour in the Temple, 1862-1863, 1864, 1865, varnished in 1886)，我個人鍾情的是他晚年所繪的〈純真的勝利〉(Triumph of Innocent, 1876-1878)與〈Magdalen Tower的五月早晨〉(May Morning of Magdalen Tower, 1888-1891)。這兩幅作品其實在藝術史當中的評價並不算好，尤其是〈純真的勝利〉這一幅，因為題材老舊且太古典（學院？），在當時被批評為過分呈現「Hunt個人」的思維。不可否認，該作的主體─「逃亡埃及」(The Flight into Egypt)，確實是個被用到快爛掉的畫題，像喬托(Giotto di Bondone, 1267-1337)、卡拉契(Annibale Carracci, 1560-1609)、卡拉瓦喬(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1571-1610)等人都有相當傑出的作品，於是，觀者實在很難想像，Hunt在創作這張作品時還能有什麼發揮的空間。不過，換個角度想，既然他將作品命名為〈純真的勝利〉，其中便暗示了畫家不一樣的心思。
William Holman Hunt: Triumph of Innocent, 1876-1878, Oil on Canvas, 157.5×247.7 cm, National Museum Liverpool.
該作的主體其實並不是聖家庭，雖然它取自「逃亡埃及」的典故。畫中敘述聖家庭前往埃及途中，在平原上遇見許多因屠殺枉死的嬰孩幽靈，畫面上飄浮著有如鏡面般的泡泡，而聖家族在「純真」的包圍下，安然在夜路上行進。畫家曾言：「在畫〈死之影〉的時候，我常常想起『逃亡唉及』，並思索著…耶穌的小玩伴們所面臨的犧牲，他們的靈魂得不斷地沉緬在難以實現的愛當中，但是天堂只保護聖家庭。」從上述的語句中，可見得漢特對宗教信仰的新觀念，他跳脫傳統單由神性人物角度出發的一廂情願，轉而思考「犧牲」的意涵。過往在表現「逃亡埃及」的時候，焦點多集中於聖家庭的描寫，假若藝術家能夠將重心略微移轉，其作就能顯得突出，如卡拉契的〈逃亡埃及〉即是一例。因此，由這個角度來想，Hunt能將其宗教情懷更深入整個聖經文本的背景，不但反映出19世紀末科學精進所帶來的，除去對神權單向度的迷思，同時也呈現出Hunt在閱讀聖經時，將心思置於更寬廣的人道關懷，這不僅賦予「逃亡埃及」這個主題更新的一層意義，更轉換了過去傳統繪畫中以天使為保護者的型態，而讓聖家庭與市井小民更親近。
William Holman Hunt: May Morning of Magdalen Tower, 1888-1891, Oil on Canvas, 154.5×200 cm, National Museum Liverpool.
另一幅〈Magdalen Tower的五月早晨〉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品，該作是Hunt記敘他在牛津所參與的某個活動─於每年5月1日的清晨登上最高處，也就是Magdalen Tower，迎接朝陽─該儀式的根源並非基督教，而是英國古代督伊德教對太陽力量的崇拜，雖然時至當時，其禮俗與服裝等等都已經不再具有明顯的督伊德教特徵，而被教堂唱詩班的模樣所取代─正如畫面所示。就我自己的觀點來看，與其說該作是一幅宗教性的畫作，倒不如將之視為Hunt在其人生中不斷追尋何謂宗教真諦的體悟。在那新知泉湧的年代，Hunt如同朝聖般三度造訪耶路撒冷，只為挽救不斷被懷疑精神所擊打的信仰，神蹟既然不可求真，那就反求寫實的情境吧！但是，何為信仰的真意？難道只要將聖經的每個場景赤裸裸地呈現出來，就可以呈現最虔誠的心嗎？神之愛其實存於人自心，當一個人沒有心，那是否立足於聖地其實毫無意義。畫家在巴勒斯坦逡巡許久，正是為找出傳遞信仰之力量的表達方式，在該幅作品中，他回到了英國本身的活動當中，正如牛津運動回歸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基本精神以思索改革宗教的方向，Hunt長久以來追逐虔敬的真諦，最後終在自我當中找到原初的力量。
雖然Hunt的作品往往因為教化主義過重及文學素養不足而顯得平板，甚至顯得有些無趣，但是，他的精神確實可謂深具時代意義。他的藝術反映的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情緒與感性，同時，因為他力求感動大眾，與平民百姓溝通，因此，在他的畫作中，更能看見那個年代的英國社會整體所面臨的各種動蕩與難題─即便這層意義總藏在那易懂的外表下隱而不顯。與羅賽蒂及米雷 (John Everett Millais, 1829-1896) 相較，Hunt在題材的選擇上或許不夠大膽、詩情畫意或甜美，也許他實在太拘泥於羅斯金「寓教於美」的主張，然而，他的固執與堅持，在藝術中力圖虔敬地訴說，實在值得觀者深切地體會與品味。
（另，在這邊留言給可能需要copy此篇文章作為期末報告的同學：基本上，如果我的文章能被任何需要的人閱讀並使用的話，我會感到十分榮幸與高興，但是，我有個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拷貝此篇文章的人，在把它複製貼上之前，能夠好好把文章看完，而不是囫圇吞棗一般地只是把文章機械性地剪黏到報告裡面去，否則那樣就違反我當初意圖提供不同的西美史觀點用意。此外，假若諸君能夠在把報告交出去之前標明出處的話就更好了，這樣做除了是對被引用者的一種尊重之外，還有另一種涵意─因為該文許多評論是屬於我個人的意見，如果引用的人未標明出處，而恰巧又有人不贊同裡面的看法，那麼引用者恐怕就會代替我變成箭靶囉~這樣...恐怕不太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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